平原墓地風水怎么看由隨文化發生發展看地域文化融合

　　由隨文化發生發展看地域文化融合

　　一、地域文化是中國文化最具活力的元素。

　　地域不是簡簡單單地弄清地方的、物產、地形，而是探尋人類在這片地域怎樣。人類在這種探索中就形成了文明。因為人類在適應或征服山水的過程，采取了各不相同的手段，這各不相同的手段來源于人類的需求和人類自己對周圍的認識。

　　天地的可視、豐富、神秘，引發人類的想象，也人類去適應或征服。適應或征服的前提就是認真觀測，早期的人類總是站在自己的去觀測周邊的山水、或以自己的生命經驗認識山水。因為中國山水的巨大差異性就必然產生中國地域文化的豐富性。

　　人類對地球起源有許多不同的認識，隨著人們科學知識的積累。大爆炸的學說逐漸被人們接受。這個學說證明物質的運動比較接近真理。我們初步知道，地殼不是完整的整體，而是由大小板塊構成。物質的運動讓板塊相交的地方發生錯動、碰撞。地殼的巖層出現擠壓、扭動、延伸，大地出現斷裂、褶皺

　　歐亞板塊和印度洋板塊的碰撞，形成了中國中部的秦嶺山脈，這條山脈的存在為中國文明的出現提供了完美而足夠的空間。因為這條山脈區隔和分割了中國的兩條大河，這就是長江與黃河。中國的長江流域面積達萬平方公里，黃河流域面積達萬平方公里。

　　縱觀人類文明，唯有中華文明能延續年而且能健康成長，與這個空間有關。我們曾驚嘆古埃及文明，但尼羅河適合人類居住的區域僅有萬余平方公里；我們也曾贊美中東的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兩河文明，但兩河文明的中心區域也只有萬余平方公里；我們還贊譽過古印度文明，但恒河適合文明成長的區域也僅僅萬余平方公里。文明的發展有自己的內在規律，但最基本的規律就是人類依天地而存在，天地的形貌性質不同必然產生不同的人群和不完全相同的方式，這就是地域文化產生的原因。地域的廣闊與地域文化的多樣性是文明發展的重要因素。

　　地方是天圓地方的濃縮。天圓地方不僅僅是天地的形狀描述，而是天地的時空框架和運行的結合。太陽的東起西落，極星的四季變化，人們有了很明顯的時空感覺。這種時空感就是天地的一種秩序。人類就是依照這種秩序而。

　　這就是說，天的道是周行循環，地的道是規規矩矩，各守其位不越規矩。“方”是一種秩序，規則，是一種穩定。那么它的本質就是人文，而不是自然，是我們人類對不同山川規則秩序的認同，對廣闊空間秩序的遵從。

　　《史記天官書》中曰：“眾星列布，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錯峙，各有所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宦，在人象事。”天和地是精與體的關系。天是精華之氣，地是與天對象的“象”。天的運行雖然一致，但地有萬象，怎樣選墓地，必然“象”有不同。于是古人把寬闊的中國進行了分野。分野理論十分復雜，但卻具有地域的豐富性。

　　實際上，決定人類生活和命運的因素是氣候、食物、土壤和地形。每一個生命都被這四個自然因素烙上深深地印痕。仁者樂山，是因為山的崇高險峻，沉著穩定，必然影響人的思想成為仁者；因為水的奔騰、流動、變易，也會讓人感覺到水的柔性和智慧，也就有了智者樂水。北方的氣候寒冷干燥，只能種植旱耕作物，高粱、玉米、大豆、白面與北方人的魁偉和剛健的體魄有密切的關系，這就為他的勇敢與剽悍提供了的物質基礎。南方濕潤潮濕的天氣，必然為山川提供足夠的水份，密布的河流、縱橫的湖泊，只能為機靈和敏捷的提供溫床，這就是智者的基礎。盡可能在較小的土地上養活更多的人，只有種植水稻。大米僅僅是養育了南方的靈巧嗎？水稻的生長特性必然人們探索這種植物的最高產量，以養活更多的人口。

　　水稻生長的最大特征是離不開水，這就需要土地的平整和堰塘的修筑。這就不是個體的力量所能完成，群體的力量需要聚集在一起，必然產生一個召集人。你這個召集人把大家聚在一起，大家憑什么聽你的？服從只有兩種可能，一是，二是。慢慢人們體味出，唯有的力量才能把這種聚集的力量弄得更緊密。這就產生了。人家聽你的話，是因為聽你的可以沾到你的光，而且你實意把自己的愛奉獻給大家。這樣就產生了文化的本質，文化的本質就是愛。

　　秦嶺的存在隔開了中國長江與黃河兩大流域，形成了黃河以北的狩獵采集區域文化，旱作粗放種植區域文化，稻作精細農耕區域文化三大區域。不同的歷史文化學者把這三大區域劃得更細更小，更精致。我以為每種劃分都有自己的道理。因為地域的不同，就有山川形制的不盡相同，就可能孕育不盡相同品格的群體，復雜而廣闊的地域與世界的其它古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地域文化的豐富。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文化能便易地走進一個大局面就是因為中國文化的發生和發展有著和比古埃及、中東兩河流域及古印度的不同，是有一個完美的空間。不象這些文化始終在一個很小的面積里（錢穆《中國文化導論》上海三聯書店）。

　　文化是人類發展的和品格。中國文化從發展時就有自己的文化譜系。因為中國地域的廣闊，為各種不同的族群提供了雄厚的基礎，這就決定了它的多元性統一發展的態勢。因為族群的繁衍和擴大，必然讓不同的群體尋找更大的空間，各種不同族群互相影響、沖突融合，讓眾多的的小族群進入了大族群，每個不同族群都有自己的優勢，當他進入大族群，其實就是為大族群提供了營養，讓一個偉大民族出一種成長的態勢。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對生命的關注。中國文化就是以生命為本體的文化。人類生命依靠山水草木而存在，自然山水的主題思想、觀念就進入人類的靈魂。因此，我們解讀自然的山水其實就是解讀依居山水而的人類生命的主題思想、觀念，這就是生命的節奏韻律。那么這里的山水就有了生命的張力，或者說這就是山水的活力狀態。這種活力狀態是人類生命的氣勢和韻律，它所孕育出的一種文化，就是地域文化。

　　我們知道板塊碰撞產生了中國中部的秦嶺。大板塊中其實還有許多小板塊。中央造山帶的存在為“楊子板塊”和“華北板塊”運動提供了推和搡的力量。板塊交結的部分就出現了“開”、“合”現象。大地的裂陷就是“開”，大地的相撞擠壓就是“合”。多次的開合，秦嶺之南形成了兩個大盆地。這就是中國中部的南（陽）襄（陽）盆地和江漢盆地。這兩大盆地的邊緣就有了一塊無無脈的斷塊山地大洪山。

　　有山就有水。大洪山中有幾泓清泉、依山而下。大洪山依次而下是大量的陂陀崗地和沖激平原。似乎完全沒有雄偉浩大的景觀，也沒有恢弘巍峨的氣度。這幾泓清泉也沒有浩浩蕩蕩的激烈，也沒有豪邁蒼茫的英姿，但依山而下的過程中，寬容地接納了股股疊疊的清泉。于是它有了一個很響亮的名字涢水，這是一條有大小支流條的小河，條支流呈葉脈狀構成一個完整的水系。河岸的兩邊有適合生長稻谷的沃土。也成為動物植物生命的樂園，當然也有人類賴以的物質基礎。

　　說這里是天地最好的地方，氣候、食物、土壤和地形這四大因素的相關數據很枯燥，也難以讓人信服。而《中國救荒史》有一份十分完整的資料，足以說明這個問題。這是根據隋唐年間，國家糧庫用于賑災的糧食出庫記載而整理出版的一本書。這詳細記載了全國縣一級區域國家賑災糧的出庫情況。它從隋開皇元年（即公元年）到唐哀天佑四年（即公元年），共年，隨州共有次國家糧庫賑災糧，這就是說年的時間里，隨州生次災荒，其中次，旱災次。相當于年發生一次，年發生一次旱災。而這一時期，全國各州縣平均年發生一次，年一次旱災。也就是說，生在隨州，按人一生活歲計算，你可能是一輩子遇到一至兩次災荒，而在隨州以外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是次以上的災荒。中國古代何為災荒？那是易子相食，餓殍遍野。只有這時候，才可以國家的賑災糧。因為欺哄國家騙的賑災糧食是滅九族的大罪，應該說，這個數字是可信的（《中國救荒史》鄧云特商務印書館年影印版）。

　　天地大自然賦予隨州這么好的自然條件，這里留下人類活動過程中的遺物就是歷史的必然。我們知道文明的發生和發展，是需要長時間的創造和累積，絕不可能是一人在朝夕間完成。考古和相關資料表明，舊石器時代，已有人類生活在隨州這塊土地上。年月，湖北省文管會文物調查組在距隨州市區約公里的坡地上采集到一件打制的石器。該石器打擊點集中，半錐體較平，石片角為，放射線較清楚，上海公墓器物大部分邊緣都作了粗糙的第二步加工，刃緣呈明顯的彎曲狀，石器左側，從臺面到末端均保留著天然的爍石面。年月經裴文中先生鑒定，確認這件石器是舊石器，這是湖北乃至長江流域最早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物（《湖北隨縣發現舊石器》）王善才《考古》年期）。在漫長的舊石器時期，我們的先祖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用一個千年和又一個千年積累著人類的文化，為中華文明的發生、發展奠定著的基礎。

　　年，隨縣隸屬襄陽地區管轄。襄樊地區考古隊在隨州進行了一次文物普查，發現并說明隨州境內有新石器時間文化遺址處（《中國文物地圖集湖北分冊》，西安地圖出版社，年）。新石器文化遺址中都有著豐富的內容，而且這些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反映的內容比任何一部歷史文獻的記載都令人信服。

　　目前已經發掘的較為重要的有三里崗冷皮埡、淅河西花園，洛陽金雞嶺等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址，出土文物近余件（《文化隨州》湖北長江出版集團）。這些出土文物的文化內涵為我們認識隨州地域文化提供了十分重要和豐富的資料。

　　過去，我們認識地域文化往往從歷史文獻去研讀。殊不知研究先秦歷史，歷史文獻形成的傳統充其量是一種文化小傳統，特別是文化發生、發展的最重要的新石器時期。這是人類跨進入文明的最重要時代。通常我們把它叫炎黃傳說時代。

　　我國古籍中有許多關于遠古時代的傳說，我們依據這些歷史文獻去認知歷史，總有一種被歷史牽著走迷宮，繞來繞去，繞的專家和學者都迷糊，更不說普通。專家都認為中國文明的起始是炎黃傳說時代，目前大家基本形成的共識是上限不早于仰韶時代后期，下限不晚于龍山時代（《中國通史卷三》白壽彝總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這就是說炎黃時代的上限為距約年，下限約年，即年前后。這就是中華文明年的來歷。

　　然而，這時候是沒有文字的時代。我們知道文字形成完整的體系并運用是甲骨文，目前已發現的文字約有個，但能夠辨識的僅有余文字，形成共識的文字只有千余字。盡管這些文字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但它不是歷史的真實。如果說文字構成的文獻是歷史文化傳統，它最多是一種文化小傳統。什么是歷史文化大傳統，這就是天地大自然。而文化小傳統因為歷史的原因可能對歷史的真實形成遮蔽，唯有出土文物能撥開這種遮蔽，還原歷史的真實。

　　這里舉例隨州境內新石器石器的出土的三件文物，一是三里崗冷皮埡出土的黑色陶豆，豆柄上有七個透雕的北斗七星圖案，這些新石器石器的文化內涵距今約年。（《從考古發現看古隨地的農業》劉玉堂、黃敬剛《農業考古》年期）。二是淅河西花園一件有太極圖形狀的陶紡輪。這處文物遺址的文化內涵距今年（《西花園與廟臺子》武漢大學出版社）。三是曾侯乙古墓中的二十八星宿圖的衣箱。這件文物有精準的年代是公元前年。

　　這三件文物出土在隨州，形成完整的鏈。它證明隨州的先民為了，已準確地掌握天地的運行規律。或者說只有掌握了事物運行規律的人才鎮靜、從容、平和、大氣。我們知道，隨州是一片適宜水稻種植的土地。水稻的種植有一個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掌握季節的變化。

　　北斗七星是人類觀測運行的原型。現代科學表明，恒星赤緯的高低影響著不同地理緯度的人們的觀測效果。比方我國的廣西，或印度的恒河流域，埃及尼羅河三角洲，這些低緯帶的人因地表大氣層抖動而看不清高赤緯帶的恒星。唯有中原地區的先民稱之為北斗是最貼切的。北斗七星由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搖光組成，一年之中，它由正北向東，向南漸升、至正南后又向北漸降。斗柄指向正東時，這一刻就是復蘇，一派生機的時候，祖先們把它定為春分。斗棲指向正南時，為夏至，正西為秋分，正北為冬至。如果把它作旋轉時，正好對應一年的天。祖先們不僅僅認為北斗七星是人們的萬年歷，更重要的它著我們人類對自然的二分觀象認識。比方說，夏至這一日是白天最長的一天，從這天起，白天就開始漸漸縮短，而且一天短一天。冬至這一天白天最短，從這一天起就開始漸長。或者說，長與短的對立也是相互的。如果在北斗七星之外畫一個圈，它就是太極圖案。武漢大學歷史系師生年在隨州西花園發掘的有兩黑兩白四條魚相交的太極圖紡輪就是太極圖祖型。還有曾侯乙古墓中的二十八星宿圖案，如此完整的天文學資料出土在隨州，其實就在證明這里就是中國文化的發源地。因為中國文化是和諧的太極，太極的分界就是“”形的北斗七星。

　　中華文化說到底就是一種農耕文明，而且是一種精細耕作文明，只有精細耕作才能讓土地產出更多的糧食為繁衍提供的基礎。精細耕作有兩個元素，一是族，二是序。族的聚集需要。秩序，需要認知規律，遵從規律。隨州出土的這三件文物其實就是證明這兩個元素發生在隨州，它是中國文化的本質。

　　廣博的地域有著不相同的，也培養著不盡相同的品性。中國文化的多元統一是大家已然形成的共識。象征中國多元融合統一的就是炎黃融為一體。歷史文獻認為炎黃的融合發生在黃河中游。其實這就是歷史文化小傳統對歷史真實的遮蔽。唯有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融為一體才是中國文化多元統一的歷史真實。

　　應該說帶著濃烈黃土高原泥腥味的文化有超人的堅毅、頑強、粗獷、豪放。氣候、食物、土壤和地形諸因素為北方族群的生命提供了這種品性的物質和的支持，使得這個族群的生命充溢著無限的生機和巨大的活力。我們把這種文化稱之為黃河文化，實際上軒轅黃帝就是這種地域文化的代表。因為國家的建立最先在黃河中游實現，而的傳遞都在這一區域進行，每一個繼承者都會強化自己來源的正當性。這種強化的積累，就形成了人們的思維慣勢。似乎中華文明就是黃河文明。其實，我們都知道，中華文明的多元融合才是中華文明健康成長的根本，但我們被文字形成的文化小傳統牽引著，和的握有者一道去遮蔽歷史的真實。

　　全長多公里的長江流經中國廣大的地域，無數的支流為長江輸送著豐沛的江水。稻谷喜水、向陽對自然要求很高，但它能在較小的土地上作最大的產出。這就秦嶺以南這個比黃河流域更廣闊的地域的人盡最大的能力來創造條件滿足稻谷這一植物的種植要求。族的聚集是文明衍生最重要因素。因為的需求，長江流域的人們必須聚集最大的力量來平整土地，修建堰塘。良田從平整到高產有時需要幾代人的努力。這就不僅僅是遵從水稻生長秩序的事了，還必須遵從稻田從生到熟的變化規律。這就需要勤勉努力、發奮、安穩，這是長時間的族群內部的凝聚穩定、平衡和諧。因而這種文化有了精細、柔和、踏實、智慧、豐贍等特色，我們稱之為長江文化，我們把創造這種文化的英雄稱作炎帝神農。如果我們說中國文化是多元融合的具有無限生命力的文化，說炎帝神農誕生在黃河流域不僅歷史的真實，而且否定中國文化史多元融合的本質性特征。這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極為有害。

　　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是兩種不盡相同的農耕文化。旱作農耕產生強悍和豪邁，稻作農耕培育精細與和諧。粗放耕作需要廣闊的地域，族群的發展使兩種文化相遇并發生沖突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沖突到融合是一個歷史過程，唯有“隨”這個地名演繹著這個歷史過程。

　　文字最大的功能就是跨時空地傳遞歷史信息。文字的形成是從結繩、刻契、畫圖的方法輔助記憶，逐步用特征圖形來簡化，取代圖畫。當圖形符號簡化到一定的程度，形成與語言的特定對應時，就形成了原始的文字。傳說是黃帝的史官倉頡造字。從歷史的角度看，復雜的漢字不可能由一個人發明，但倉頡在搜集整理統一上做出了突出貢獻。漢字出現的歷史真實應該是許多個琢磨天上日月星辰變化，研究龜鳥斑紋蹤跡的人，把他們的觀察刻畫在陶器上、玉器上、石器上、甲骨上。這些紛繁雜亂的符號被更多的認同，并進行不斷地歸納整理，成為最有特點的中國文字。

　　如何記錄長江與黃河這兩大地域融合呢？“隨”就是中國黃河長江這兩河融合的文化符號。“隨”是一個會意字。“隨”的左邊是“阝”，“阜”的本意是大山無石之陸（《說文解字》），這是高坡的意思。應該說是一片土地的符號。“隨”的右邊是畫著一只手，是勞動的意思，中間有一個“工”，規矩的意思，下面是一塊肥肉，即肥沃的土地。這右邊的意思是按規則經營土地，這實際訴我們，這是種植水稻精細耕作的地方，也是一片土地。兩塊土地的中間“走之”是畫著人的足。這表示一片土地跟著另一片土地走的意思。《辭海》、《辭源》是對“隨”的解釋是跟從、沿著、的意思。《說文解字》解：從也。這個“隨”是豐腴的土地跟從別人走的意思。

　　嚴格意義上講，文字的成熟并流行是殷商時代。但這個字其實是口耳相傳的兩塊土地融合過程。黃河文化的軒轅黃帝跨過秦嶺尋找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長江文化的炎帝神農拼死幾代人努力才能形成的稻田，與之發生沖突是歷史的必然。這場沖突是浩大的、激烈的，那驚天地泣的場景震撼著人們的靈魂，多少年以后，有文字記載，人們用“血流漂杵”記錄了這場沖突。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炎黃之戰”。我覺得這場戰爭應該是歷史的真實。因為發展是人類最大的需求，當一個地域不能承載其發展時，就有了開疆拓土的。而稻作農耕的良田是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形成的財富，良田的持有者就會捍衛幾代人的心血。所以“血流漂杵”確實把當時驚天動地，撕肝裂膽、血肉橫飛、尸陳沃野的，表現得淋漓盡致。激烈的沖突之后，對抗的雙方開始思考，如果能找到一種方法，既有利自己，公墓又有利于對方，這是一種共生共榮的雙贏局面。隨州的“三民集成”搜集整理時有關于炎黃融合的民間傳說。傳說的大意是：炎黃之戰，雙方僵持不下，黃帝對炎帝說：“你為南方的天帝，我為中央的天帝，你代我在南方行使天帝的職責。”炎帝知道沖突和對抗不是最好的辦法，就應諾了黃帝，為顯示自己的誠意，愿率自己的故土跟從黃帝。于是炎帝神農就把自己的故土更名為“隨”。民間傳說是歷史傳承的一種活體遺存，它是我們進行歷史研究的重要材料。這材料其實映證著歷史的真實。歷史的真實是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因炎黃的融合而成為一個整體。北方的豪邁粗狂與南方的精細柔美得以互補，粟作和稻作兩種不盡相同的農耕文化生態得以融合，實際上為一個偉大民族的性格提供了豐富的營養。這種民族的大一統成為中華民族的主題。盡管在歷史上，長江與黃河曾有過的歷史，但無論分多久，的雙方都時刻為統一作著準備，期待結束這種，其實這是一種特殊狀態的統一。

　　參與隨州西花園和廟臺子的新石器石器文化遺址發掘的考古專家們認為，隨州的出土文物是由南北的兩支原始文化頻繁接觸，相互交融的地區。武漢大學的歷史系教授方酉生先生在《西花園與廟臺子》（武漢大學出版社）里說：“隨州市的北面大致以桐柏山脈與位于中原地區的河南南面的信陽交界，在桐柏山及東北面的大別山南北兩側，分布著眾多的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長江流域的屈家嶺文化，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和長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這四種文化的相互激蕩，交融，相互吸收融合，具有不南不北的地方特色。構成南北交融的規律性現象。”

　　與隨州相鄰的棗陽雕龍碑新石器文化遺址，這個古文化遺址的發掘，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年開始發展、發掘報告認為早期文化距今約年，二期文化約年，三期文化在年以內。三個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各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和性質。其中第一期的文化遺存與河南淅川下王崗的仰韶文化接近。第二期有仰韶文化元素，又與大溪文化因素，第三期多表現出屈家嶺文化的特征。這種亦南亦北的混合性質給考古和歷史學界帶來了較大困惑。他們在命名時就發生了困難，參與發掘的考古學家在發掘報告的表述上用“混合”、“融合”等術語概括雕龍碑遺址的文化性質（《棗陽雕龍碑遺址》中國社會科出版社）。事實上，他們認同南（陽）襄（陽）盆地與江漢盆地邊緣的隨文化就是具有這種文化性質。這是一種兼有南北文化之長，具有一種文化特質的文化現象，作為隨文化這個整體，它的各種文化元素吸收了它域文化的優勢和特長，加上了自己的特色，這就不是兼有的文化特質，而是獲得突破性的原創性內容。這是一種自成體系的文化。這用不著大驚小怪，因為文化的原創性就是在廣泛地吸它人的優勢和特長中形成的。

　　已故的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張光直認為產生人類文明的溫床是地域文化的融合。他覺得討論中國史前文化有一個區域性特征的現象。只有引入交互作用的概念才能更便利地討論中國文化形成問題。“交互作用圈”是美國考古學家約瑟夫考德威爾在年所寫的《史前史上的交相作用圈》中首先提出來的，發表于《霍普威林文化研究》一書。考德威爾認為，霍普威林文化史東部分布很廣的史前文化，他把這個文化的分布范圍稱之為交互作用圈。其中許多各具特征的區域性文化，它們彼此之間互相交往與影響，特別是墓葬儀式和隨葬物品上，反映了交互作用圈內部各文化之間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使使交互作圈內部各文化在更高一層上看成為一體而又區別于圈外文化。張光直針對中國史前文化這種區域性特征的現象，向國人們介紹了兩個英語概念，一個是，用漢語講，它就是“互動領域”，張光直將它譯為“交互作用圈”；一個是，可以譯成“區域合作的傳統”，張光直稱之為“地域共同傳統”。并說明，這種交互作用圈或地域共同傳統是產生人類文明的溫床。張光直借用“交互作用圈”的含義就是地域相聯而各具特征的區域文化同時存在、同時發生，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使它們對于其他地域兼聯較遠的文化來說形成了一個整體（張光植《考古學專題六講》三聯書店出版社年）。實際上，張光直的交相作用就是地域文化融合過程。只有不斷放下身段，墓地風水只是一種文化現象。善于吸納和融入他人之長之優的人，才可能健康的成長。其實文明的成長何嘗不是如此，唯有善于融會貫通才真正能夠使文明得以完美發育。一種文明認為自己具有無限的優秀，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就是它的起點，只有它感受到外面強大的沖擊時，它才可能。在地域文化的發展中，地域文化的中心地帶往往很強勢，它感受不到異質文化的沖擊，不可能有危機感。而文化的交互作用圈往往就是兩種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的區域。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是中國文化中最大的兩個地域文化。隨文化就是典型的兩種文化的交互作用圈。

　　隨文化以“隨”命名，一是它的地理特征，二是它的文化特征。隨州的山川存在、分布、上，被稱為“荊豫要沖”，“漢襄咽喉”、“鄂北門戶”。北有桐柏山拱衛，南有大洪山雄峙，東與大別山相連，西與襄陽接壤。這種地理區位就決定了它的交互作用性。“荊”是長江文化階級性歷史地域文化荊楚文化的核心所在，“豫”是黃河文化階段性歷史地域文化中原文化另一個核心區域。隨是這兩個地域性文化最重要的通道。“隨“的文字性意義深含著“炎黃”兩種文化的人文氣息。隨州這個地方就成為一個很徹底的人文空間。這個人文空間與炎帝神農建立聯系后，漸漸進入中國文化交流意識，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必須承認中華文化是一個巨大的文明實體，它是在一個復雜而廣闊的地域展開。從西起帕米爾高原，東到太平洋，北有廣漠，南有橫斷山脈這個巨大的地理單元的任何一個地域都只是中國文明的一個極小的部分。唯有廣采博收才使中華文明象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這種融合從古到今都在進行著。而中國文明最核心的一次沖撞、激蕩、交互作用，和諧，就是“炎黃之戰”之后出現的“隨”。

　　文化其實就是為而建立起來的一種體系。它與河流的關系密切，應該就是河流的伴生物。中國南北的分界，從大處講是長江與黃河，從小處講是中國的淮河。這是一條獨特的河流，在北方，它被稱作為河，在南方，它被謂之水。這條河流的發源就在隨州境內的桐柏山山中。走進隨州感受這片土地，就可以用一種很特別的方式體味，多元融合的那種勻稱、平衡、、和諧。這其中的內容很豐富，也十分深刻。

　　費孝通先生講：“如果要找一個漢族凝聚力的來源，我認為漢族的農業經濟是一個主要因素。看來任何一個游牧民族，只要進入平原，落入精耕細作的農業社會，遲早就會服服帖帖地主動融入漢族之中。（《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年）”炎黃融合雖然是炎帝神農帶著他的土地融入軒轅黃帝，同時，炎帝神農也把精細農耕的生活方式帶到了一個更為廣闊的空間。為中國文明的生生不息，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就是隨州的擴大，隨州文化就是中華文明的濃縮。隨州境內有大量的陂陀崗地，類似于中國北方的干旱少雨的黃土高坡，同時也有條河流構成的涢水流域。是葉脈狀的河流兩岸是浩浩長江的縮影。旱地歉收有水田補充，水田歉收了，有旱地補充。隨州有小災小豐收，大災大豐收的俗語。其實就是講兩種農業體系的相互彌補。旱、水兩種體系象雙子星座一樣，擰在一起，支撐這片宜居的土地。讀一讀這片土地上的地名就知道這是一片人生福地，長崗、三里崗、安居、涢水、萬和、萬福隨州地理對隨州文化的形成產生過重要作用。也說明隨州人對土地、水源、氣候等自然資源的依賴。這種緊密關系浸潤著隨州人的身心。隨州人與自然的和諧，重實際、輕玄想、重家族倫理，安土樂天的農耕特質就是顯得極為濃烈。

　　隨州人對土地的熱愛，已經侵入人的骨血，到了令城市管理者頭疼的地步。隨州市正在向中等城市邁進，城市的發展空間正在擴展，城市的任何地方只有一塊空地，就會有人去精心地開墾，那怕栽上的幾根蔥只能生長幾天，但人們覺得收獲的是心靈的愉悅歡快。可以說，這就是中華民族的濃縮，我們這個民族對土地、和平的熱愛，象一株繁茂的大樹，只要給一點泥土，他就會扎下根去，讓這片泥土成為蔥蘢的農田。

　　隨州境內的新石器時期出土文物，就反映了隨人與自然的和諧。三里崗冷皮埡的黑陶豆柄上的透雕北斗七星，淅河西花園的太極圖案的陶紡輪。還有眾多的新石器時期遺址選址，一般選擇臨水而居，以過渡性地貌為首選，上海墓地一邊是小型沖擊平原，一邊是低崗。遺址的“崗”、“嶺”、“堰”、“臺”、“墩”都是小高地稱呼，說明有洪水時，可在高地居住，洪水退后，可在沖擊平原進行農耕活動。專家和學者看了這些選址，認為這是原始稻作賴以發生發展的理想的生境（《中國稻作文化史》游修齡、曾雄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生境”說明能進能退，借著地利是理想的居住地。說它是產生文明的溫床一點也不過份。

　　從隨州新石器石器中心聚落的選址者。年前隨州人已經懂得“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的思想。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包含著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部分與整體的和諧。實際這句是中華文化最核心的元素。隨州在新石器時期是人群居住的高密度區域，從整體分布看，有三個中心，一是西南的大洪山地區、二是隨中的均川、安居地區，三是隨東南的淅河、府河地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調查報告認為，隨州新石器時期遺址成群分布的特征明顯，形成一個個規模不等的聚落群。在聚落的格局中，有一個大的遺址局群落的中心，其余的作為附屬群落而存在。很顯然，隨州人已成熟地把稻谷種植的經驗用在了聚落群中心的建設上。這應該就是最早的“城池文化”。因為稻谷的生長、避風、向陽、近水。稻谷是生命，人更是生命，稻谷長勢好的地方肯定長人。這就是最早的風水學。

　　因為水稻增產的潛力來源于天地的生氣與活力。平衡和諧就是生命的活力，草木就是欣欣向榮而生長。住宅、村莊、聚落、城市能得到平衡和諧，當然能欣欣向榮、生氣勃勃。從隨州之大聚落中心的選擇看。避風、向陽、近水、背水面水，山南水北的概念，承接山水地脈以養人的觀念十分顯著。這些說明，隨州的先民已經認識到天地的太極觀念。和諧、平衡、對稱，就有生命與活力，把這種生氣與活力通過聚落選址轉移到自己身上。不要以為古文獻中能尋出能讀出歷史的真實。它只是歷史真實在人們記憶中的曲折反映。最多只是歷史的影子。而地域文化中完美的和諧、穩定、平衡、誠實、厚道的文化生態其實就是中國文化真實的細胞，它凝聚著一個民族最高端的思緒。站在中國這個整體的高度來審視隨州，我們發現，這是中國生氣的凝聚的所在，平原墓地風水怎么看這片土地背依桐柏，桐柏的祖山是巍巍秦嶺，祖山把中國的生氣傳遞給隨州。大別山則是隨州的青龍，浩浩的江水是隨州暢通的血脈，鄂西的武當、神農架則是隨州的白虎、江漢盆地就是隨州南望長江的朱雀。這就是隨州的大風水。

　　炎黃融合之后，夏爭三苗，應該就是對南方的長江文化的征服，堯舜禹時期，隨州乃至長江中游地區就是三苗地區。今天的歷史學家張良皋先生潛心多年考證，舜葬九嶷山就是今天的大洪山。他從五個方面論述了自己的觀點，強雄、條理清晰。從考古學的角度看，歷史的真實是夏的實力不可能到達湖南永州。那么夏的影響通過南陽盆地沿隨棗走廊達到達漢水及長江之濱則是歷史的真實（《華夏緣新探》張良皋《炎黃文化與名城隨州》湖北人民出版社年）。支持張先生這一觀點的僅有隨州的民風民俗民間傳說和方志記載，還有一塊漢碑，其令人信服的力量有限。

　　歷史進入西周。隨國是中原聯系南楚的重要通道，也是掌控南楚的橋頭堡。南楚有豐富的青銅資源。周公南征后把大量的青銅器運到了王城，鑄成鐘鼎，史稱“伐南俘金”。禮樂的重要支撐就是分封制，用血緣關系來支撐周王朝。周征和伐南俘金以后，在全國大封同姓、異姓和古帝王的子孫為諸侯來管理廣大的東南地區。其目的是“以藩屏周”。同姓的諸侯，多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是在周公攝政時分封的。這就是說隨國的立國時間最晚不過康王，即公元前年（拙作《編鐘出土于隨的背景分析》武漢出版社《鐘鳴》年版）。

　　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的融合，近年在隨州有了重大發現。這就是羊子山四號墓的發掘。這次發掘是因盜墓而進行的搶救性發掘，出土彌足珍貴的鄂國青銅器件。相關專家用學術界、世界，連用了兩個“”來形容這次發掘的影響。信史之前的一個文字就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何況這件文物中帶有銘文的文物達件。其中一件提梁卣的蓋內有銘文二行：“噩侯乍旅彝”。這眾多的銘文的文物清晰地告訴我們，墓主人就是噩侯本人。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徐少華認為，這器物的年代相當于西周早期的周康王，周昭王時期（年月日隨州《家在隨州》專欄）。按年播發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公布的周康王姬釗為公元前年。

　　雖然現在我們還沒有機會讀到發掘報告，但我們根據這些文物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羊子山古墓就是噩侯本人。墓地相鄰的安居遺址，應該就是鄂侯生活的地方。它明確地告訴我們，距今年前后，鄂國的中心地或者鄂國的都城就是安居。居住在隨州安居的噩侯，為姞姓。姞姓是黃帝的子孫，當來自黃河流域。噩族的南遷應該稱作南北文化交匯、融合的體現，這個噩侯墓可以說明，安居是整個南方地區、經濟、文化的中心。

　　這個“噩”就是湖北省的簡稱“鄂”的源頭。姞姓是高貴的黃帝，在殷商時代就有很高的地位，位于“三公”之列。西周武王的父親西伯昌與鄂侯、九侯并列為“三公”。紂王無道，三公規勸，結果，九侯、噩侯被殺，西伯昌被囚（《戰國策魯仲連列傳》、《史記殷本記》）。噩族、噩人的去向如何，文獻無載。

　　在氵差水與涢水交匯的安居，噩侯的災難定居在這里了。這里是“隨棗孔道”的中心。“隨棗走廊”是荊楚與中原地區聯接的重要通道。殷商已進入青銅時代，南方的銅資源必須經過這條通道才能進入中國的中心即黃河中游地區。關于噩侯與西周的關系，歷史文獻沒有記載，但出土的文物卻有清楚的顯示。

　　《禹鼎》銘文記載，噩侯馭方。因噩侯的地位高、文化水平高、軍事實力強。噩侯的反叛引起周王朝的恐慌，周王朝精銳之師的西六師和殷八師來平叛，依然沒能平叛，又派武公率王師撲伐噩侯，并把噩王王族的老小鏟除光。從此，噩國從此不再出現于史籍，也沒有比噩侯馭方鼎更晚的銅器了。周厲王是公元前年年。這是西周中晚期。西周滅了噩國，但不可能放棄整個南方，尤其是不能失去對銅的需求。這樣，西周就把讓早年分封在隨的姬姓隨侯發揮更大的作用，取代了噩王的，彌補因為滅掉鄂國而形成的、軍事或經濟的真空。

　　然而我們依據文獻記載中分析。隨為南北聯接的通道，隨的立國時間也在公元前年。隨州東城崗出土的兩件銅戈有銘文“穆侯之子，西宮之孫，曾大攻（工）尹怡之用。”“周王孫、季怡孔武用戈”。李學勤指出，周王孫、周初的分封國與周王室有很近的血緣關系。

　　隨是中原通往荊楚的通道，也是掌握銅源的橋頭堡。從周王孫只任隨國大工尹來看，首封隨侯的人選應是周王慎思而擇的人。他應具有三個條件，一與周王血緣關系很近，二很高的德性，三、知樂。在此禮樂的周王朝，樂禮南國，是掌握荊楚的重要手段。首任隨侯應該叫姬曾。考古材料證明，隨國君侯為姬姓已無疑問。“曾”是一個與音樂有關的字。《說文解字》曰：曾從八從曰，辭之舒也。曰的篆寫是象形人中和嘴的形狀，說明這個字與口有關。舒是延伸延緩或停頓的意思。什么能對言辭來延伸延緩和停頓呢？唯有音樂有對語言具備延伸延緩停頓的功能。曾還有自謙的含義。晉平王曾對周天子說：“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是晉平公的名字。晉平公在這里自稱“曾臣”是“小臣”“微臣”的意思，是對天子的而言的自謙之詞（《左傳襄公十八年》）。姬曾任首任諸侯自稱曾侯，也是對周天子的尊重，亦有自謙的意味。隨侯的二世，按敬祖的體例，是可以用先祖的名字作為自己的姓或作為自己的封號。隨侯的繼承者世代均自稱“曾侯”，一是對先祖的敬仰，二是對周王朝的，三是對平民炫耀高貴的血統和顯赫的家世。而史官絕不會把一個諸侯王的自謙稱謂錄于史籍。這就是隨國境內外出土的文物均有“曾”的銘文，而史籍中只有“隨”記載的原因。

　　這就是說，隨的土地上，西周早期同時存在著一個噩侯，一個隨侯。那么，我們可以這樣猜想，分封的隨侯借用著噩侯的力量控制著南方，著西周王朝的戰略物資供應。噩侯因早在西周立國之前就南逃到隨立國，噩侯不僅承認而且西周新。西周也需要異性貴族的支持，就冊封了噩侯。噩侯也通過各種機會加強與西周的聯系，增添著自己的實力。出土文物已有銘文證明噩侯與西周聯姻的狀況。隨州的出土文物正在著這種猜想。

　　噩王馭方被滅之后，周王室強化了西周初分封姬姓隨侯的作用。從新近發現的淅河葉家山曾侯墓群出土文物看。應該可以證明這個猜想。因為古墓正在發掘中。目前所有出土文物的相關信息尚在之中。只有可以通過新聞稿中的信息進行研判。葉家山墓地田野發掘第一期工作已基本結束，出土各類文物千余件。根據器物形制特點，這些器物的年代為西周早期。大量西周青銅器和原始瓷器的出土，是本次發掘亮點。絕大多數青銅器上有銘文。多座墓葬的青銅器上有“曾侯”、“曾侯諫”銘文，比已知的曾侯乙墓要早余年。說明這是早期曾國和曾侯的墓地（《隨州日報》年月日）。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員黃鳳春對一期出土文物的初步解讀恰好了這種猜想。也說明隨州這片土地有很好的相容性。噩侯因避禍南逃之隨能立國，說明了隨的南北兼容。噩侯在隨已有根基，仍能接納姬姓隨侯，再次證明隨這片土地的兼容性。

　　隨著古墓群的發掘，葉家山古墓對于考古歷史研究、文化研究都具有重大意義。隨著發掘工作的深入和發展，這些文物將給我們破譯一系列重大的學術難題。或者證明我們的許多猜想，或者糾正和彌補我們的猜想。但他們會引導我們歷史的真實。

　　（作者簡介：包毅國，隨州市委黨校客座教授。）

　　潘世東，鄖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副校長、華中科技大學在讀博士研究生、中文系教授、《鄖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主編、市政協常委、湖北省跨世紀高層次人才工程人選、湖北省政協委員、全國高職高專學報研究會理事長。